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

　　不久前，某眼科医生、博士为了医治他的病人，让他们重见光明，深夜来到停尸房，从停尸房中存放的若干尸体上摘取角膜。他对看门的老工人说要进去看一下，就进入停尸房，他熟练地将死者的眼皮掰开，用手术刀切下角膜，放在清洁的塑料袋中，然后将角膜移植到一些失明的病人身上，使这些病人重新见到了光明。
　　死者的家属在向遗体告别时发现，亲人的眼部异样，仔细察看后，发现动过手术，经追查，发现是该眼科博士所为，由此发生纠纷。此事由公安机关介入，前来调查取证。但是，有36个著名眼科医生联名写信，认为博士是出于医治病人的人道主义动机，完全不是为了从中获得好处，要求不予处理。但是，情与理有时是矛盾的，他虽然出于救治病人的好意，但是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。
遗体是一种资源。遗体中有角膜、肾脏、肝脏、皮肤等组织，可以对病人进行移植。但是，器官捐献的数量非常少。上海每年医学科研、教学需要遗体约700具，而实际仅有200具，因此，一些医学院解剖课经常无尸体可以解剖。
　　现在，有很多病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。但是，我国器官的来源非常贫乏。这里既有文化、观念方面的原因，也有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方面的原因。例如，据报道，有些人办了遗体捐献手续，但是，实际捐献遗体的只占20%。从1982年起，上海开始进行捐献遗体，办了手续的有9388人，但是，执行捐献的只有1822人。办理遗体要公证，而公证要收费。中国的遗体捐献的公证需要的费用，由办证者即捐献者自己支付，每个捐献者要付200元公证费，有不少人曾表达过捐献的志愿，但是，这种收费使不少人心灰意冷。武汉市2002年春，有347人申请遗体捐献，结果，只有66人公证。主要原因是交不起或不愿意交公证费。
　　另外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，也是遗体捐献较少的原因。中国历来有强烈的全尸概念，封建时代如果犯罪不杀头而全尸，被认为是一种重大的宽大。而相比之下，日本的一些医学院校新生入学要参观捐献者的墓地，观看记载其事迹的碑林。

遗体捐献中有许多法律问题

　　第一，谁具有捐献的同意权。如果死者生前作过捐献遗体的承诺，根据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，当然可以进行遗体捐献。如果死者生前没有捐献的表示，死者的家属合议后同意捐献遗体。这种亲属同意，在法理上可否成立，在法学界是有争议的。
　　有的法学家主张，除非本人表示同意，否则谁也不能代表他进行器官捐献。人身行为的主体是权利人本身，其他人无权处分。患者成为植物人以后，近亲属有没有权利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捐献行为？有的法学家认为，法理中，凡是具有人身性质的行为，一概不能代理，如结婚，离婚，收养等，只有本人有处分权，对自己身体器官的处分，也有强烈的人身性质。法学家梁慧星在《中国物权法研究》一书中认为，基于对本人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尊重，如果本人生前未作表示捐献遗体，近亲属没有资格捐献，更不得出买。
　　不久前，南京鼓楼医院某女青年发生车祸死亡后，其父母、男女合议后将遗体捐献出来，用她的器官救治了好几人病人，使他们恢复了健康，保全了生命。南汇县康桥镇青年大学生霜晨不幸被雷电击中的玻璃伤害了身体，造成支动脉血管破裂，失血而亡。其父母也捐献出儿子的器官。但是，从法理上讲，谁有资格处理一个人的遗体？近亲属有权吗？父母有权吗？虽然这种捐献对社会是合理的。但是，合理的未必是合法的。
　　第二，遗体卖买是非法的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商品意识在社会中不断渗透，造成一些企业利用器官移植牟利。美国遗体捐献者逐年增多，由于一具尸体总值可达22万美元，因此，有些捐献者捐献了自己的遗体，但是，却被人体组织机构用于谋利。
　　我国也有类似现象。某打工妹在广州得病住院，后死亡，欠下了医药费数万元，病人家属表示愿意捐献病人的器官以要求免支医学费用。这是器官的变相买卖，如果医院这样做了，只是在规避法律。
　　第三是死亡的标准。由于我国还没有确立脑死亡标准，这样遗体的器官不易保存，容易失去生物活性。目前人死亡后可用于移植的器官只有角膜。
　　根据《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，自然人死亡后，如有非法损害遗体、遗骨，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、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、遗骨，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，向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，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。